bat365在线中国官网登录入口重磅首发！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球各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其背后的深层次动力是发达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内部跨国企业的利益。

　　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国贸易代表在签订WTO 贸易协定时被欺骗，这些贸易协定为美国带来了巨额的损失。这种说法无疑是非常可笑的，二战之后的 WTO、IMF 和世界银行都是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提议下建立的，这些国际组织所设立的各项规则由于受制于发达国家的影响，其规则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满足发达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内部企业的利益。

　　以国际贸易规则为例，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贸易规则要求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开放市场以进口发达国家生产 的商品与服务，然而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却保持了纺织品、食糖等大部分商品的贸易配额。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一方面持续补贴国内的农业导致非发达国家的农民无法与之竞 争，另外一方面却频繁指责非发达国家对工业产品的补贴。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非发达国家的选择有限，要不接受发达国家主导的贸易规则融入到全球化过程中，要不拒绝发达国家主导的贸易规则沦落为世界“孤岛”。其结果是大部分非发达国家接受了发达国家制定的全球化规则以换取融入全球经济的机会，而发达国家借此机会撬开了非发达国家的市场，为本国跨国企业生产的产品与服务提供了新的去处。

　　除了制定有利于发达国家群体的全球贸易规则以外，资本自由化流动也成为发达国家掠夺非发达国家的另外一个工具。以拉丁美洲和亚洲为例，随着两个地区多数国家完全开放资本市场，从欧洲和美国涌入大量的投机资本炒作股票、房地产，造成这些地区股票和房地产大幅度上涨，当这些西方国家的热钱赚足收益撤走时，拉丁美洲和亚洲诸多国家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以及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是受到了美联储加息的冲击所致。

　　显而易见，无论是全球化的贸易规则还是全球化的资本流动规则，其本质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发达经济体内部跨国企业的利益。

　　全球化的浪潮为全球各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强大的动力，然而发达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获取的好处远远大于非发达国家获取的好处。如上一节所述，有利的全球化规则主要

　　通过收集英国、荷兰、美国、中国、日本、印度、非洲等国家或地区 1940 年以来的人均 GDP 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可以发现：1940 年人均 GDP 相对较高的美国、荷兰、英国等国家，从 1940 年平均 5000 美元的水平上升到 2018年 50000 美元，上涨了 10 倍左右；相反 1940 年人均 GDP 相对较低的非洲等区域，从1940 年平均 754 美元的水平上升到 2018 年 1809 美元，仅上涨了 2.3 倍左右。

　　其中，日本 1940 年人均 GDP 为 2874 美元，与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家有较大的差距，但是截止 2018 年日本人均GDP 达到 39287 美元，上涨了 13 倍。而中国也从 1940 年的562 美元上涨到 2018 年的 9780 美元，上涨了 17 倍。然而中国与日本的上涨只是 1940 年以来上百个非发达国家中少有的特例，大部分非发达国家的增长轨迹都和非洲一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着低速增长。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分工的现象变得越来越普及， 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我们越来越难找到完全产自一国的商品。一件商品标识为“Made in China”或是“Made in USA” 已经不能单单让人们认定这件产品是百分之百产自中国或是 美国，它所能代表的仅仅是它的出口地。在一个普通的电脑中，电池可能来自日本公司，显示器可能来自韩国公司，显卡和处理器可能来自美国bat365在线平台网站，并最终在中国完成组装。像这样最终在中国完成组装的产品最终都会被印上“Made in China”的标识，但其中究竟有多少零配件产自中国并不能简单的从“Made in China”上看出。

　　继续使用电脑做例子。一个电脑制造商如果需要制造一台电脑那么他就必须去考虑从哪些公司购买一部电脑所需的零配件。而当电脑制造商选择的零配件高于市场同类产品时，零配件所赋予电脑的最终价值也将随之增加。例如，电脑制造商在选择电脑芯片是选择了 200 元而不是 100 元的并最终因此把电脑价格提升 120 元，其中这 20 元就被成为附加价值（Added Value）。以此类推，在电脑的其他配件上也会出现这样的产品附加值，同时，在这些零配件制造的过程中同样涉及到附加值；比如，英特尔（Intel）公司将芯片原材料（硅）制造成芯片成品所产生的附加价值就是芯片价格减去硅以及其他必要支出。综上所述，产品附加价值可以理解为生产方通过加工生产等活动在原始原料上新增加 的价值。至此，一个商品最终在中国还是美国完成制造被打上“Made in XXX”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个企业/国家最终在这件产品上赚取了最大的利润。因此，在近十年中使用全球价值链衡量一个国家水平的概念变得越来越普及。本文将用中国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 GVC 指数进行计算比对。全球价值链模型（Global Value Chain）

　　Koopman（2010）在两种模型中，前者用于展示某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如果数值越高则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高，越低则相反。在第一个模型的基础上， 为了更好的诠释某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Koop man（2010）提出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该指数的大小用于分辨某国或产业在价值链的上游、中游、或是下游。（上、中、下游由产品附加值决定）

　　在模型中（IVab/Eab）为前向参与度而（FVab/Eab）为 后向参与度。前向参与度为 a 国在 b 产业为全球其他国家出口产品提供的增加值比重而后向参与比则为a 国在 b 产业出口中包括的国外中间商品增加值占比。

　　在此模型下，我们将逐一对中国、德国、日本、英国、美国进行GVC 全球连参与度指数以及地位指数的计算。在与中国对比的国家中我们均选择了强于中国的发达国家是为 了更好的展示中国的上升空间。选择德国以及英国是因为其经济规模可以代表欧洲板块，日本则可以代表亚太，而美洲则有美国代表。

　　在本文中所涉及的数据均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 CD）数据库中的 TiVA（Trade in Value Added）分类。

　　为了更详细的看出中国与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此处将产业分为两个等级：低、高。此处分类法则来自欧洲统计局（EuroStat）的研发投入与产出模型。

　　在两个类别中各甄选了四个大产业作为代表，其中： 低端：农牧（林木畜牧）、食物（包括烟酒等）、纺织（包括皮革）、木类（纸、硬刷品）。高端：计算机等电子产品、金融和保险、信息交流、其他商业服务。

　　上图为中国对比美国在低端产业和高端产业的走势图（2005-2015）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低端产业部分中国和美国基本持平，主要是因为中美两国国土面积均排世界前列，粮食生产量常年处于高位。

　　从高端产业部分可以看出，美国长期高于中国，但自2008 年开始，中美在高端制造业的距离逐渐缩小并在 2010 年开始保持稳定。这意味着在高端产品/服务中，中国获取的附加价值比例在不断增加，简单来说，中国在高端制造业中所获得的利润占比在逐年上升。

　　上图为中国对比美国在低端产业和高端产业的走势图 （2005-2015）。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低端产业部分中国的指数高于美国不少，这说明中国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下游。在高端产业中，美国的指数远超中国，这意味着在高端产业中美国处在核心领导地位。

　　结合国情从全球价值链参指数得出：中国需要保持低端产业链的参与度，因为中国必须首要解决国内温饱问题，保证粮食价格长期处于可负担价位，至此，产品增加值不会太高；而美国也面对类似的问题。在高端产业方面，中国由于科技创新落后于美国导致指数低于美国，但若中国可以保持目前的增长态势，那么中国会越来越接近美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可以看出，美国在高端制造业的比重大于中国， 并在低端产业中小于中国。

　　在当前背景下，中国如果希望在高端产业有所突破就必须面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科技限制。为了维持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同时保证高端产业的继续上升，中国必须同时发展上 游和下游产业。在上游产业，保持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同时继续引入外国先进技术，只有继续保持科学技术正增长才能使得产品附加值增加，而产品附加值的增加是促进中国进行产业升级的最大核心动力。在低端产业中，中国则需要继续保证现有的拓张速度。在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离不开以低端产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所获得的贸易顺差是中国近 20 年快速积累财富的重要因素。因此，维持低端以及中端产品的贸易出口量是保证中国产业升级的基石。

　　全球化规则的不平等性一直被非发达国家所诟病与。1999 年WTO 西雅图会议期间，大量的反对者进行大规模的标志着逆全球化浪潮的起点，然而由于者大多来自于非发达国家，其并不能对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也并未对全球化进程产生太多的负面冲击。

　　然而近年来全球化的反对者逐渐从非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2016 年特朗普当选以及英国脱欧标志着逆全球化的。全球化进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逆全球化浪潮从非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的一个核 心原因在于：虽然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较例的利润，但是在发达国家内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却极度不均衡。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1990 年以来的 30 年期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几何平均增速为 0.5％ ，美国通货膨胀几何平均增速为 2％，这意味着在扣除通货膨胀后，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实际增速为负值。

　　然而对比美国 1990 年以来 30 年间的 GDP 增速发现，美国 GDP 几何平均增速为 4.36 ，远远大于同一时间段内美国通货膨胀几何平均增速 2％。

　　上面两个结论呈现出矛盾的现象：一方面 1990 年以来美国 GDP 同比增速远远大于 CPI 同比增速，另外一方面 1990 年以来以来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同比增速远远低于CPI 同比增速。这意味着虽然 1990 年以来美国实际 GDP 快速增长的同时，超过 50％ 的家庭实际收入反而在下降，也就是说大部分美国家庭并没有从美国快速增长的 GDP 中获益。

　　另外一方面，美国的富人收入增速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走势，以福布斯美国 400 富豪的财富值来看，1990 年美国400 富豪的财富值为 2200 亿美元，2019 年美国 400 富豪的 财富值为 2.96 万亿美元，这期间内美国 400 富豪财富值几 何平均增速为 8.28％ 。

　　由此可见，虽然近 30 年来美国 GDP 实现了 4.36％的几何平均增速，然而大部分收益流向了富豪群体，少部分收益流向美国大部分家庭，呈现出美国 400 富豪收入远超美国 GDP 增速与通货膨胀的同时，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增速远远低于美国 GDP 增速与通货膨胀的现象。

　　美国这一现象并非特例，目前发达国家群体普遍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在过去 25 年期间，德国的基尼系数增加了 22％ , 加拿大增加了 13％，英国增加了 13％，意大利增加了 8％，日本增加了 6.4％ ，显示出整个发达国家内部富豪群体和大众收入增速之间出现了显著的分歧与差异。

　　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全球化允许资本和人员在全球范围内自由的流动，然而资本的流动速度远远高于人员的流动速度：美国的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好的投资 机会，并快速流入预期收益率较高的项目；与此同时，虽然 人员也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但是人员流动依然受 到众多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因此人员流动的速度远远低 于资本流动的速度。其结果是美国的资本流出美国在全世界 范围内投资获取高额的收益，实现财富的快速增值，然而美 国的蓝领工人及中产阶级的流动速度不足，依旧待在美国。 从下图可以发现：1949 年以来，美国持续多年成为全球 移民净流入国家第一名，每年有大量的的人口从其他国家流入到美国，另外一方面美国净国际投资头寸呈现出加速流出的迹象。

　　大量资本的流出对于资本拥有者来说意味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多新的机会，获取更高的收益率，然而对美国国内的居民来说，这意味着本该在国内的投资流向了国外，这些 投资原本能带来的就业机会也流向了国外，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跨国企业与雇员谈判的筹码，跨国企业的管理层能够通过投资海外的方式来压低美国国内雇员的薪酬。

　　另外，大量的移民流入美国，与美国本土的居民抢占工作机会，导致美国国内的就业环境更为激烈，美国居民在与跨国企业沟通薪酬时处于更不利的地位。

　　随着发达国家内部富人与中产阶级、蓝领工人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加大，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逐渐滋生了民粹主义。

　　2016 年特朗普的上台就是美国民粹主义的代表，特朗普提出的“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对中国等国家征收关税” 都是为了更好的迎合美国国内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的诉求， 寄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短期内提升美国国内的就业机会和工 资水平。另外，特朗普提出的“移民政策”，通过修建高墙阻止墨西哥移民进入美国等措施，试图减少流入美国的移民数量，进而降低美国国内就业的竞争局势。

　　另外，2016 年英国公投脱欧、2018 年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上台等显示出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正在带来新一波的民粹主义，这些民粹主义的核心在于逆全球化：因为正是因为全球化“掠夺”了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的就业岗位，那么也必须通过逆全球化来恢复发达国家中产

　　尽管 1990 年以来，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增速低于同期通货膨胀增速，美国大众与美国富豪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但是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掩盖了这一矛盾：只要经济快速增长，那么美国家庭收入的名义增速依旧是正数。

　　除此之外，虽然 1949 年以来大量的移民持续流入美国， 但是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带动了就业岗位数量的快速增 长，使得外来移民与美国本土居民之间的矛盾冲突隐藏了起来。

　　然而，这两个矛盾随着 2008 年次贷危机的爆发而逐渐加剧，2008 年以来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 GDP 实际同比增速始终没有恢复到次贷危机之前的水平：

　　从上图可以发现：2008 年之前，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 GDP 实际同比增速平均值维持在 2.5％ 左右，而 2008 年之后，这一数字下降到 1.3％ 左右。

　　长期疲软的经济，让贫富差距和移民这两个矛盾变为尤为突出，而每次经济衰弱的时候，美国政府就倾向于发起贸易战来转移国内矛盾，下图是 1950 年以来美国 GDP 增速与美国反倾销年度数量统计趋势图：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当美国 GDP 同比增速较高时，美国反倾销年度数量较低，反之亦然；即美国 GDP 同比增速与美国反倾销年度数量呈现出典型的跷跷板效应。2008 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及欧盟等国经济增速远远低于次贷危机之前的水平，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美国政府掀起贸易冲突的动 力。

　　2016 年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及英国脱欧标志着逆全 球化浪潮的开启，而 2018 年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则逐渐将逆全球化推向了。与此同时，关于全球化未来的走向以及中国在这种复杂的经济环境下该何去何从尚处于混沌之中。

　　虽然全球化的短期趋势受到发达国家民粹主义的影响而有所放缓，但是长远来看，全球化为全球经济带来的利益 依然大于维系全球化的成本，内在的经济利益将推动全球化向着继续深入的方向迈进。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 GDP 与该国的的技术、劳动力投入有关，本文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基础之上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以搭建以下模型：

　　在上述模型中， , 代表 i 国在 t 时刻的人均 GDP； KOFGI 代表瑞士苏黎世理工学院经济研究所（KOF）1970 年开始发布全球化指数，该指数对全球 215 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化水平进行年度评分； , 代表 i 国在 t 时刻的高等院校入学率水平； , 代表 i 国在 t 时刻的资本投资完成额。

　　（1）KOFGI 回归出来的系数为 0.071934，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显示出全球化的推进对全球人均 GDP 均有正面的促进作用；

　　（2）KOFGI 的二次方回归出来的系数是-0.000854，且在且在 1 的水平下显著，显示出全球化的推进同时也会对人均 GDP 产生负面影响。

　　（3）根据 KOFG 及其二次方回归的方程进行核算可以发现，在 KOFGI 达到 84 之前，全球化程度的提升将促进全球人均 GDP 的增长；而 KOFGI 在 84 之后，全球化程度的提升将降低全球人均 GDP 的增长。

　　下图是根据KOF 编制的全球经济全球化指数以及其两个组成部分：世界贸易全球化指数和世界金融全球化指数的走势图：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1970 年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指数从 37.1 上升到 2017 年的 59.0，处于持续增长的趋势；但是， 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指数的增长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

　　根据上述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全球化指数处于 84 之前， 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带来的经济利益要大于成本，截止 2017 年 KOFGI 只有 62.1，这意味着在当前时点继续推进全球化有利于继续提升全球人均 GDP 水平。

　　从世界全球化程度来看，目前世界全球化程度还没有达到最优点，继续推进世界全球化程度有利于提升全球人均GDP 水平。然而不同国家的全球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这决定了不同国家继续推动全球化的收益和成本有显著的差异。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中国 1970 年的全球化指数为 21.7, 落后于同一时期世界全球化指数 38.4，但是经过 50 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全球化程度快速提升；截止 2017 年，中国全球化指数为 65.1，同一时期世界全球化指数为 62.1，中国的全球化程度已经超越了世界全球化程度。除此之外，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全球化指数均小于 84 这个最优点，这意味着无论是站在中国视角，还是站在全球的视角，都有足够的经济动因去推动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

　　在图3.2 中显示了60 个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 球化指数数据，可以发现仅爱尔兰、加拿大、葡萄牙等 16 个国家的全球化指数超越了 84，其他 44 个国家的全球化指数均在 84 之前。这意味着除了爱尔兰等 16 个国家以外，其他国家的全球化程度还未达到最优点；当然在全球化指数低 于 84 的国家中，美国、波兰、意大利等国家的全球化指数已经非常接近 84，而巴西、印度、中国等国家的全球化指数与 84 还有较大距离。

　　除此之外，通过图 3.2 还可以发现，在 60 个主要的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有 36 个国家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蓝色字体标注），且有 33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全球化指数低于 84，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全球化程度的提升有利于该国家人均 GDP 的提升。

　　在过去的几十年全球化进程中，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依靠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资本优势、人才优势、创新优势从全球化经济中赚取大部分的利润，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依赖土地、劳动力等廉价优势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从事低端制造和组装来获取少部分利润。

　　在全球化市场停滞的状态下，中国遭受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贸易制裁和科技封锁，国际大循环的分工和价值链缺失需要得到弥补，但是全球化的方向要继续保持不变。未来全球经济可能由国际大循环向区域市场转变，如东亚区域、拉美区域、东南亚区域等国际贸易区域格局转变。中国从以往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与发达国家之间开展贸易向以较发 达国家的身份同欠发达国家之间开展贸易来维持经济速度 和价值创造，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能够在过往不公平的经济秩序基础之上搭建更公平平等的区域经济秩序，并建立相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资本、科技、人才、创新优势以便于能够持续的将技术、产能、资本输出到相对欠发达国家。目前中国

　　相比一带一路以及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在资本、科技、人才、创新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但是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经济体同样也具备这些优势，中国能否利用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的地位和巨大的潜力来领导区域一体化经济搭建更为公平合 理的经济秩序，并在战略新兴产业领域形成独特的人才、技术、创新优势是当前中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bat365在线平台网站。

　　除了国际区域市场以外，国内市场的终端消费受制于高房价的挤出效应而无法有效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导致国内循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失去源源不断的动力；与此同时，高房价还了地区政府财政收入和居民持有的大部分资产， 因此如何在避免房价大幅度波动的前提下释放居民的消费 潜力是中国经济在国内市场上面临的重大挑战。

　　全球产业链从上到下分别是研发、设计、物流、制造组装、市场营销、服务，其中制造组装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游， 也是全球产业链中附加值最低的位置，在 2000 年中国加入WTO 之后依靠人口红利快速融入全球产业链中，并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制造组装大国的角色。

　　根据上图 OECD 编制的微笑曲线，在全球产业链的两端附加值最大，例如左边的研发、设计、物流和右边的服务、市场营销及物流，而在全球产业链中间的制造组装领域的附加值最低。除此之外，上图的虚线 年全球产业链 的附加值分配，而实线 年全球产业链的附加值分 配，可以发现相比 1970 年，在 2000 年的全球价值链分配中， 微笑曲线左右两端的产业分配到的附加值比例更大，而处于全球价值产业链中间的制造组装领域附加值比例变得更小。因此，在逆全球化浪潮以及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 下，中国需要向全球产业链的两端转移，其中全球产业链的上游包括研发、设计及核心零部件，这些领域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以形成产业竞争力，近年来我国在不断提升研发投入的比例：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1996 年以来中国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例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截至 2018 年，中国研发投入占GDP 的比例达到 2.19％ ，超越了澳大利亚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例，但是与美国和日本依旧存在较大的差距。

　　虽然与每年的研发投入比例与美国、日本差距较大，但是奇怪的是中国的 PCT 申请量在 2019 年却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 PCT 专利申请量最大的国家。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1985 年以来中国 PCT 专利申请量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直到中国 2000 年加入 WTO 融入全球产业链之后才开始爆发式增长，截止 2019 年中国 PCT 专利申请量为 59005 件，超越日本、美国成为全球 PCT 专利申请数量最大的国家。然而奇怪的是中国近年来一直处于知识产权逆差：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1997 年以来，中国知识产权进口增长幅度远远大于知识产权出口增长幅度；截止 2019 年中国 知识产权进口金额 343 亿美元，出口金额 66 亿美元，知识产权贸易逆差达到 277 亿美元。这与中国是全球 PCT 申请量最大的国家不匹配，但是与中国目前研发投入比例与美国、日本之间的差距是吻合的。

　　之所以会出现中国 PCT 申请量全球第一，但是中国的科技实力与知识产权出口不尽人意的原因在于中国的研发投入比例与美国、日本还有很大的差距。另外，中国目前的 PCT 申请量过于追求数量而忽略质量，且出现了通过 PCT 申请来骗政府补贴的现象，因此需要加大对 PCT 的质量审核，并对相关 PCT 进行分时间段补贴的方式。

　　另外，政府层面对于 PCT 的补贴需要更有针对性，针对某些战略性新性行业，据中国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19 年中 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从海外技术引进较难的比例为 12.5％ ，而非战略新兴产业从海外技术引进较难的比例为 8.9％，这主要是因为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在战略新兴产业中还不具备绝对优势，担心被中国超越，因此对这些战略新兴产业的技术转移设置了障碍。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我国在高端技术领域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经济体弯道超车的关键产业，中国政府可以在这些战略新兴产业的研发进行政策扶持，并加大对这些产业 PCT 的针对性补贴：

　　从上图可以发现：材料技术行业，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电子技术行业和生物技术行业是目前战略新兴行业中我国从海外技术引进难度最大的三个行业，也是我国需要加大研发投入和 PCT 针对性财政补贴的行业。

　　据统计，货物贸易每产生 100 亿营业额，有 25％ 左右的 增加值，而服务贸易每产生 100 亿营业额，有 70％ 左右的增加值。中国在进入 WTO 之后，其商品进出口贸易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且同时维持较高的贸易顺差，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如上图所示：在 2010 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呈现 出加速扩大的趋势，截止 2018 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为-2582 亿美元，按照 70％的附加值来计算，则意味着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为海外其他国家贡献了 1807 亿美元的增加值。

　　与此同时，在 2018 年我国商品服务贸易顺差为 3518 亿美元，按照 25 的增加值，意味着我国商品服务贸易从海外其他国家获取 879.5 亿美元的增加值bat365在线平台网站。

　　根据上表可以发现：在 2018 年虽然我国商品贸易顺差金额大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但是由于商品与服务的增加值有较大差异，实际上 2018 年我国商品与服务整体增加值为负数。

　　实际上服务贸易并非单独存在的，服务贸易的发生通常与商品贸易相伴相随，例如国际运输、国际保险和再保险、国际咨询服务、国际租赁等，这些服务贸易都是开展国际商品贸易的的必须品。根据 1988 年蒙特利尔会议，服务贸易必须要具备四个条件：服务和支付的跨境流动、交易的不连续性、有限的服务时间和目的具体性，然而我国目前尚不具备资金自由跨境流动的体系，这导致在我国的国际商品贸易

　　进出口中需要的服务贸易只能外包给海外其他国家或地区。因此，我国可以选择在自贸区，打通服务和支付的跨境流动， 并依托我们每年据年的商品进出口贸易来拓展我们服务贸 易的产值。根据 2019 年的服务贸易数据，假设在未来我国 服务贸易实现收支平衡，则可以带来 1807 亿美元的增加值， 换算成商品贸易为 7228 亿美元，是 2018 年我国贸易顺差的两倍。

　　2000 年以来，中国融入全球产业链中并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一环，下图是 WTO 根据供应端编制的全球价值链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从 2000 年到 2017 年，中国逐渐成为全球三大供应链中心，并且作为另外两个中心德国和美国 之间的重要连接点。

　　然而中国在需求端的位置却与中国的经济地位和全球三大供应链中心不符，下图是 WTO 根据消费需求编制的全球价值链关系图：

　　通过上图发现：从 2000 年到 2017 年，中国的消费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并没有显著的变化。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消费地位远远不及其在生产端 的地位，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居民的收入都流向了房地行业， 而非流入实体消费品行业：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我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在大部分时间都远远低于个人住房余额的同比增速，这意味着居民买房加杠杆的速度远远超过自身收入水平的增长， 房地产资金对中国居民的消费形成了挤出效应。

　　横向对比来看，与中国临近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在人均GDP 达到 1 万美元时的消费率如下图所示：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与中国、韩国、日本相比，中国在人均GDP 达到 1 万美元时间的消费率较低，只有 37％ 左右。

　　因此，如何引导资金从房地产市场流入消费品市场是促 进我国内需，进而将我国打造成为全球需求端的中心是当务之急。

　　然而，引导资金从房地产市场流出需要谨慎对待，一方面来看，目前我国各地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度较高，下图是我国 2001 年以来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比例的走势图：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2001 年以来我国各地政府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比例一直处于较高位置，截止 2019 年年底我国各 地政府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比例为 41.8％ ，表明地方政府财政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度较高。

　　另外一方面，据央行统计，我国居民 75％ 的资产都在房地产上，这就决定了一旦房地产出现暴跌现象时，无论是地方财政收入还是居民资产都会大幅度缩水，这将对我国经济和居民收入构成巨大威胁。因此，在挤压房地产泡沫的同时， 必须保证房地产价格的横盘震荡，不能允许房地产价格继续 暴涨以吸引更多资金流入，也不能允许房地产价格暴跌对地方政府收入和居民资产构成威胁，在这种横盘震荡的背景下引导资金流入消费品领域。

　　综上所述，虽然整体来看世界全球化状态还没有达到最优状态，无论是中国还是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继续全球化的收益依旧大于成本；但是大部分发达国家已经临近甚至超越全球化最优状态，另外在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衡叠加疲软经济的背景下，欧美民粹主义政党获得了选票并通过发起贸易战来转移内部矛盾。

　　总的来说，没有中国的世界和没有世界的中国都是不理性的，中国的经济结构仅仅依靠内循环难以持续繁荣，在逆 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为了保持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并快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在以下几个层面发力：

　　首先，对外作为区域一体化的领导者和推动者，重点推 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向一带一路国家输出资本、基建和产能。通过相对的技术优势、制度优势、资 源优势、人才优势去赚不发达国家的钱，也帮助不发达国家 获得发展。

　　其次，对内保持房地产价格的横盘震荡，引导资金流向消费品领域，将我国打造成为世界第三个需求中心。

　　第三，通过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提升创新的经 济原动力和研究方向的自由度；加快研发投入比例并对计算机、生物技术、材料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针对性财政补贴和 PCT 奖励，同时压缩某些非战略性、差距较大的尖端科技投入，实现中国高端产业的弯道超车。

　　最后，继续扩大制度红利，通过深化改革，重点推动市场元素的市场化配置，市场主体的市场化功能，政府运行机制的服务化改进，在市场管理上加大监管，在产权保护方面完善法律救济功能，尤其要克服“体制性利益集团”对深化改革的阻力。

　　[15].张会清，翟孝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特征与启示— —基于生产分解模型的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35（01）:3-22.

　　[16].臧红岩.二战后日本、韩国、中国、德国引进高技 术的国际经验[J].科技中国，2018（08）:71-73.

　　朱小黄，蒙格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山大学经济学博士，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会长；原中国建设银行首席风险官、副行长，原中信银行行长、中信集团监事长。朱小黄博士是国内首位银行首席风险官，国内风险研究和宏观经济研究领域专家。